畢業之後第一份工作是到南投心理衛生中心(當時全名是災難心理衛生中心),第一批報到的四位工作全是社會新鮮人,後來報到的人才有一些是有過工作經驗的。當時有位維珊學位她在美國讀書學創傷治療,那年暑假她選擇到草療實習,印象深刻的是她幫我們幾位工作者帶領創傷治療的團體,在投入心理復健工作之前,先檢視自己的創傷經驗,這個團體讓我好好地回顧了生命中的幾個比較大的失落經驗,在團體中,我好好地大哭了一場,並非是心理很痛的哭,只是疼惜自己的淚,感覺這樣疼惜過自己,似乎就可以蓄積能量好好投入災後的工作。

大多數的同事都是外地人,有人是住鄰近縣市,但多數是離家很遠,要住宿舍或是在鎮上租房子。大家一方面要適應南投那鄉下地方,宿舍也很破爛,一方面面臨不容易開展的災後心理衛生工作,偶爾會聽到或察覺同事當中有人有一些身心反應,現在想想對於年輕的生命,大家遭遇這些,實在不容易。現在我會說「自我照顧」是工作者投入心理復健或災後重建的第一門課阿。同事們下班後經常聚在一起吃飯,交換一下從不同護士那兒聽來的八卦,也很需要彼此debriefing,偶爾有會去ktv唱唱歌,這群人是所有朋友當中,在ktv房中唱得最瘋、玩的最high,或許是白日的工作,讓大家過於緊繃,也就需要這樣的場合放鬆一下。

當時中心主要的工作目標是罹難者家屬的關懷訪視,初期我們跟著護士去訪視,這些護士們因為病房倒了,所以地震之後,醫院成立了創傷小組來安頓這批護士,她們從地震後就配合醫院從事心理衛生的工作,如組合屋定點門診。一開始我跟著秀珍訪中寮,多數的時候是聽她訪談,自己很難插得上話。印象當中訪到一位阿貝,他的太太在地震中過世了,言談當中充滿對太太的懷念與想念,只剩自己孤單地照顧山上的果樹。後來我到太平重建中心,長期帶修女去探望一位先生與孫子在地震中都罹難的老太太,這位老太太對於親人的離開有很大的悲傷,有時候我們會引導她談,但是有時候我又覺得我們來看她是不是又讓他勾起這些傷心事,因為不知道怎麼處理這樣的個案,我還在機構的個案研討會中提出來報告。(這兩位在醫護人員眼中都符合PTSD的個案)

後來我也需要排班到組合屋的定點門診,由草療的醫生負責問診,我負責掛號,那陣子一般民眾也很容易有失眠、焦慮的毛病,有時候也會有人是來看小感冒這樣的症狀,拿一些藥。當時的我很生氣為何我得去做掛號小姐這樣的工作,而我跟組合屋的住戶根本還不熟,無法從門診當中與他們有很多互動。心理完全不認為這可以是社會工作,或是社工可以介入的點。我在日誌中寫下「問題如此多,答案如此少」。

有一次隔壁心理科的向時賢,把我們叫去聊天,那天了他扯了很多,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說,我們/或指心衛中心是草療的花瓶,政府的化妝師,服務只重量不重質。那天聽他這麼說心理很不舒服,不甚明瞭他為什麼這麼說以及為什麼要跟我們說這些,也有點生氣,雖然也穩約明白他說的是實情,但似乎不甘於被別人說自己只是這樣的角色。後來隨著對草療的熟悉,開始聽聞誰跟誰不合,或是中心的經費用到草療的某某地方等糾葛不清的帳目。心理對於組織的複雜性與許多因為體制而開展不易的工作,逐漸感到挫敗與無力。

剛到南投的時候曾經有位醫生對我說:一看就做不久。心理頗不以為然,還很賭氣地想叫他一年後來中寮看我一定還在。但是跟維珊學姊談過之後,她說你打算stay or go,或是待多久,都不應是別人說了什麼,而是你清楚此時此時你在這個位子上的價值,你的狀態適不適合留下來。而我始終也沒找到自己在這個中心的定位以及能夠發揮的,所以在工作了七個月之後便離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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